《记忆青春》陕北插队到返城北京（续）
上世纪90年代，摄影师黑明行程三万多公里，寻找到百余名知青，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编撰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书中的100位知青，命运各异，有的奋斗有成，有的回京后艰难谋生，有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默默过活，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由于篇幅有限，当时使用的文字不足一半，成为黑明心中的遗憾。十几年过去了，2011年《记忆青春》出版，公开了他采访的全部日记，并补充了一些知青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故事依旧在延续。
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摘选）
从陕北插队到返城北京(续）摄影 / 撰文：黑明
目 录
1. 从你身上看，你爸爸肯定是个好人
2. 任志强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
3. 把贫穷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4. 那个女同学上吊自杀后在树上吊了好几天
5. 她是我3个媳妇当中最好的一个
从你身上看，
你爸爸肯定是个好人
邓小虹、邓壮
认识邓壮是在北京飞往延安的飞机上。记得当时我才20出头，还在天津上大学。有一次暑假乘坐飞机回家，和临座聊天的时候，得知他是一位北京知青，下飞机之前，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写着首都青年记者协会……邓壮……
采访知青开始后，当我和《中国青年报》陆小娅参加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制作时，她向我介绍了邓壮，于是我突然想起在飞机上碰到的那个人。回家后我在一大摞名片中开始找邓壮当年给我的名片。
后来，我才知道邓壮和他的姐姐邓小虹当年都在延安插队，而且时间很长。他们的母亲丁一岚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曾经也是广电部的一名领导干部，1949年开国大典的消息就是通过她的声音，在第一时间传到了世界各地。他们的父亲是著名的革命家和历史学家邓拓，和他有关的“三家村”当年在中国几乎人所共知，他所撰写的《燕山夜话》，在中国也可以说是无人不晓。因此，我特别希望能够采访到邓壮和他的姐姐邓小虹。
一周前就联系上了邓壮，并给他寄去一些我采访知青的相关资料，随后，我又去他办公室交谈过一次，并听取了他的很多意见和建议，同时约好今天上午在他家见面。
来到邓壮家，得知邓壮的家和他妈妈家在一起，他家住在复兴门外一座高层的部长楼里，宽敞明亮，有着极其浓厚的文化氛围。
今天不仅见到了邓壮，而且还见到了邓小虹。更让我高兴的是还看见了他们慈祥的母亲丁一岚。今天在家的还有邓壮的儿子邓磊。
看着他家的每一件“宝物"我都很兴奋。邓壮指着墙上的一些字画和柜子里陈列的瓷器、玉器对我说：“这些都是‘文革'抄家抄走后来又要回来的，不过大部分都没有要回来。”我心想，这么一个对新中国有着巨大贡献的家庭，却遭受到了如此待遇。真让人憎恨那个年代！
邓小虹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师大女附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邓壮1953年生于北京，北京十三中六九届初中毕业生。
他们的父亲邓拓早在1944年就主编出版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1966年“文革”初期，这位革命家却成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反党黑帮分子”，并产生了著名的“三家村”冤案。从此，他们的周围充满了敌视的目光，他们的心里冷冰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他们带着惆怅来到了父辈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延安。
邓壮说：“当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每一个知青的思想认识和具体活动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到了农村以后，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生活，每个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表演和实践。那时候有的人高唱扎根农村一辈子，其实却早早就离开了农村。还有不少人顺应时代潮流去当工人，去当兵，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有一些人缺乏奋斗精神，希望找到一种依托，于是很早就在当地和村里青年结婚成家，最终留在了那里。总之，知青们的命运和他们的人生状态干差万别。
“对于我们家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革命家庭。‘文革’开始后，我家突然变成了一个反革命黑帮家庭，对于这种暴风急雨式的转变，给我家带来的巨大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我才15岁，其实并没有到插队的年龄，可我一听姐姐要去插队，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插队这条路。
“其实跟随姐姐去延安插队，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通过老一代革命家的感情折射，那时觉得革命圣地延安近乎于神话一样，总觉得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加之当年那种特殊的政治气氛和生活环境，我的确是厌倦了北京，所以就让姐姐帮我联系了插队的地方，去了延安。
“姐姐他们去延安是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起去的。我是自己和同学两人一起去的，那时候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北京到延安，我们倒了很多次车，走了整整半个月。离开北京的时候我15岁，在路上过了个生日，到延安后我已经16岁了。
“去延安后，我先是找到了姐姐插队的延长县黑家堡公社，经过公社的同意，我们又找到了姐姐插队的那个小村子。那个村子当时只有23户人家，在我们去之前，村里已经接收了8名北京知青，如果再接收我们两个小伙子，他们感觉负担太重。所以，我们一直在村里算是不挣工分的劳力。3个月之后，公社把我们安排到了岳囗大队。
“到了岳口之后，队干部安排我住进了饲养室，让我和一个喂驴的老汉住在一孔窑洞里。刚开始很不习惯，因为炕上很脏很乱，加之我和他睡在一个炕上，他的呼噜声很高。过了几天，呼噜声习惯了，但身上却开始痒痒了，尤其是睡到后半夜，就像是皮肤过敏一样，非常难受，痒得人钻在被窝里10个指头满身乱挠，身上很多地方都被挠破了。没几天，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已经有了很多虱子，大小和芝麻粒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虱子。
“在村里除了居住条件差之外，吃饭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每天上山劳动虽然很累，但回来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好在村民们都很纯朴，对我们这样的孩子依然很热情。尤其是他们知道我的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并没有歧视我，而是把我和普通的贫下中农安排在一起劳动，他们的热情不是对我的特殊关照，而是陕北农民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其实他们这种真诚和温暖人心的感情，我早已在姐姐的来信中感受到了。正是因为姐姐的来信，促使我离开了北京那种冰冷的感觉。于是，在村里只要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其他任何方面的困难，我觉得自己都能够克服。无论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是饥饿，以及孤独，好像自己从来都没有畏惧过。
“村里的农民自始至终对我都很好，记得有一个老乡曾经对我说，什么样的父母养什么样的娃，从你身上看，你爸爸肯定是个好人。他们这种简单而又纯朴的判断，让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劳动和生活，精神上很松弛，于是从内心喜欢上了那里的风土民情。
我和姐姐都是岳口大队的，但不是一个生产队，相隔二里地。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上山劳动总能见到，有时在山坡上坐下聊聊天，总感觉互相是一种安慰。
插队的第二年就开始招工了，有的被招进了工厂有的去当了兵。到1972年年底的时候，整个岳口大队3个自然村的知青走得就剩下我和姐妲两个人，大队把我和姐姐安排到了一起。姐姐在村里当了小学老师，后来还当过妇女主任。”
邓小虹说：“我是1969年1月24日那天，跟着接人的大队书记通过山间的小路走进了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岳口大队的。在那里种地、锄地，一年四季干各种农活，一干就是7年。
春天担着六七十斤的粪担上山，夏天再背着几十斤重的麦子穿山梁走要险喘着气回到场院，每天都是大活忙完了再忙小活。打连枷、锄地，回到窑里浑身痛得就像散了架似的，可是还得马上拉风箱，烧起灶火做饭，因为一会儿还要出工。”
邓小虹和邓壮毕竟出身不同，他们从小便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革命家庭的熏陶，无论是他们的意志，还是精神都深深地打动着村民，村民们天天晚上跑到他们的窑洞里聊天，唱信天游，但更多的是村民们听姐弟俩讲故事。
村民们尽管不读书，但他们很尊重知识。村民受了教育，姐弟俩也排遣了寂寞。在村里，邓小虹曾亲眼看到患心脏病的小伙子挑着重担在山路上一步一喘地攀登，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一个除夕夜晚，邻家的农妇扔下了刚刚出生的胖儿子，慘死在一炕血泊中。她一次次亲眼目睹着淳朴百姓的不幸，心中暗暗想着将来能当医生就好了。但那时除了当农民以外，任何职业都不可能和她有缘。她曾两次报考大学都被政审淘汰。
邓小虹说：“1975年夏天，我彻底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在别人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却准备回北京探亲。在途经延安时碰到一位县教育局的干部，这位干部曾在支援农业抗旱时和我一同浇过地。他对我说：‘中央专案组给县里寄来一份说明，说你父亲的问题不影响子女升学和就业。他还劝我不要放弃希望。于是，我再次返回村里第三次报考大学，其实这次全县只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中央对“黑帮子女”所谓讲政策的称谓)的上学名额。那位干部还专门到公社为我争取这宝贵的一票，并据理力争说服来招生的工人宣传队员。因为那时候正是张铁生交白卷的红火年代，一切闭卷的文化课考试全部都被取消了。
“考试开始了，我去县里交了一篇《学朝农、迈大步、社来社去是方向》的大批判文章，回答了锄地为什么能抗旱的问题，而且又上山表演了如何种麦子等等。
“考试结束后，我依然回到村里种地。没过几天，突然收到西安医学院的录取通知，我流着眼泪用模糊的眼睛看着通知书上自己的名字，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流着眼泪激动地跑到公社邮电所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这个好消息。事后妈妈告诉我，她看到电报时激动得泪流不止，也是不敢相信这是真事。”
邓小虹带着简单的行李去西安读书了，只有邓壮一个人留在了村里。无论是夏收还是秋收，他依然还要跟着村民上山劳动换工分。1975年底，邓壮也被分配到西安公路局下属的一个工厂当了工人。
邓壮说：“我被招到西安那家工厂当了工人之后，明显感觉和农村不一样，精神也没有像农村那么松弛了。因为当时毕竟还是‘文革期间，人与人之间都比较防备。刚进工厂的前半年，首先是劳动锻炼，那半年我几乎是在挖防空洞中度过的。
“我们厂的厂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一个老同志，他对我挺不错。劳动锻炼了半年后开始分工种了，他把我堵在楼道里问我为什么躲他?我说不想影响他！他说马上就要给你们分工种了，你想干什么?我说分配什么就干什么。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想听听我的个人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咱们厂里有搞汽车修理的，我想当个汽修工。他说修车又脏又累，行吗?我说脏和累没关系，因为我对修车比较感兴趣。结果他真的把我分配到了汽修车间，还给我分了一个非常认真的师傅。我师傅是一个复员军人，又是班长，又是厂党委委员，把我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徒弟分给他，刚开始他显得很冷淡，过了半年之后，当他了解我了，才对我逐渐好起来。后来我回北京了，他来北京时还到我家里来看过。”
1979年4月，邓壮调回了北京，并在刚刚复刊的《北京晚报》当了记者。1980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开办了夜大学，他报考了历史系。当了8年记者之后，邓壮又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做编辑、编辑部主任，并且策划出版了多种品质优良的图书。
20年过去了，邓小虹和邓壮始终忘不了淳朴的村民。更忘不了曾经帮助过他们的那些好心人。邓小虹和邓壮希望帮助过他们的那些好人能够知道他们姐弟俩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邓小虹从西安医学院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的研究生，并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1994年又获得日本医学奖学金，并赴日本留学一年。
邓小虹现在是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在繁忙的岗位上，依然在住院部的病房里管着几个属于自己的病人。
结束访谈时，他们得知我要去采访作家高红十，邓小虹说她回家正好要路过高红十的家门口。于是她推着自行车，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路，她一直陪我来到高红十家住的楼下，我们才分手告别。自此，一位气质非凡的大哥哥和一位漂亮并富有特殊魅力的大姐姐，都给我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注：
很多年过去了，我和他们姐弟俩一直保持着联系。尽管邓小虹早已成为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但每次老家来人要看病的时候，我便打电话和发短信麻烦她，她总是在第一时间帮助我解决困难。还有陕北来人找她看病，她每次都是义不容辞地给予最大的帮助。
邓小虹现在不但是北京市卫生局的副局长，而且还是新闻发言人，无论是”“非典”，还是一次次的卫生疫情通报，每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她发言的时候，内心总是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敬意和感情。
邓壮现在是华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他的公司主要从事文化事业的经营活动。他特别热情助人，早在10年前便把我的一本书推荐到国外出版发行。每次有事去请教他的时候碰到饭时，他总是以兄长的身份和语气拒绝我去买单。至今，我总觉得欠着他的很多饭钱，希望有一天找到请他吃饭的机会。
我们是邓拓的孩子
邓小岚、邓小虹、邓壮讲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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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以黑人黑户的身份
穿上了军装
任志强
认识任志强是通过老知青王汉光的引荐。昨天，王汉光对我说，你一定要去采访一下任志强，他不仅有成就，人好，而且故事也多。说完，王汉光便拨通了任志强的电话说了此事。任志强说，我现在正好没事，现在就过来吧。此刻，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我下楼便打了一辆面的，直奔阜成门外的华远房地产开发公司。
见到任志强他首先说：“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各有不同，有些人虽然比较成功，但有些人至今还很艰难。你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既可以展现一个时代，也可以告诉大家知青的不易，并且可以教育下一代。”
任志强1951年出生于北京，北京三十五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父亲是商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父母双双被送往东北一个干校。1969年1月，随着毛主席的“很有必要”发表，任志强来到了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大队。
郭庄大队离延安90里之遥，当时该村共有二十多户人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村委会的固定资产除了一辆架子车之外，再就是分粮用的斗和升。任志强说：“那年代同学们的意志很坚强，普遍的说法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不少同学凭着这句话自愿卷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
记得我走时父母还没“解放’，我自己收拾起行李，带了少量日用品和大量的书籍，另外还带了一把刺刀从北京出发。3天后到了郭庄，7个男同学一起住进老乡刚刚为我们腾开的一个羊圈。不久评工分，给我评了6分，那时我们早晨都睡懒觉不去劳动，所以一天只能挣到4分半，我们村当时每个满10分的劳动日值0.12元，我苦干一天等于不足6分钱。尽管如此，到年底还不一定能够兑现。”
第二年开舂，任志强和另外几个高干子弟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挖羊粪、开荒、种地、收割，逐渐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逢农忙的一天，任志强的胳膊不慎意外骨折，只好回京养伤，两个月后他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在妹妹播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他陪着妹妹完成了秋收和秋播。同年冬季征兵开始了，任志强又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后门关系，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
第二年初，延安方面派干部到北京任家“捉拿”任志强重返陕北接受再教育，但没想到任志强的姐姐却拿出了一份弟弟从部队寄回的五好战士喜报，延安干部只好无奈地离开他家。任志强在部队先后当过侦察兵、机枪兵、炮兵，后来又升为作战参谋，先后7次立功。
1981年任志强复员回京，在一家公司当上了副经理，从此开始了他的商海生涯。1984年任志强被调到北京华远集团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出任经理。1988年他被聘任为华远集团的副总经理。1991年他以惊人的才干被任命为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集团公司总经理、华远和敬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等职。
当谈到管理风格时，任志强说：“我的管理风格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方式的混合体。所谓封建主义就是管理上的一长制和企业年功序列制;而资本主义是指现代化的激励机制，干得好多拿;至于社会主义就是大锅饭，大家共同富裕。”还有任志强在用人方面也是较为独特的，他的父辈在30岁时就有过统领一个军的辉煌，加之任志强也曾有过13年的军龄，于是集团公司高层中70%的人都曾是军人。
这些年，任志强带领华远人积极开拓市场，努力挖掘内部潜力，强化内部管理，年年完成计划。目前，集团公司的发展已达到近百亿资产的规模，并在国内外开设的房地产、贸易、旅游、国际信托、自动化科研、电子、零售等各类公司近百家。在国内的上市企业中，华远的实力位于第七位，华远集团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也有很高的声誉。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今天，任志强无疑是一个成功者，但他付出的却是每年360天平均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当然他的酬金也是可观的，据《万科周刊》1997年6月20日的资料表明，任志强的年薪为700万元人民币，当我看到这一数据时，怀疑的态度是百分之百，因此将电话拨通了华远集团的总经理办公室，接电话的是张小姐，她说：“没错，任总的年薪就是700万。
注：十几年后的今天，任志强早已成为中国的一名公众人物。
他在北京开发房地产，也带领中国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尤其是他面对各种媒体所发表的各种言论，每次都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他的言论，不仅是老百姓跑到他的博客打口水战，有时恐怕国家也会重视他那些雷人的观点。现在，任志强是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多家大学的客座教授，更是多家媒体期待报道的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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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志
得知王学志是新窑子的知青之后，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他，因为不仅没有他的电话，也不知他的住处，只是听说他在六里桥北里的1路车站站牌下卖报纸，但我前几天连续几次追寻，都以失败而告终。今天天不亮，我再次来到六里桥，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王学志。等他卖完了报纸，已经是中午前后，我们一同来到了位于西四环南路30号院他的家中。
王学志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二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伤残军人，插队开始后，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于是，思想激进的王学志身穿一件当时流行的棉猴，脚穿一双父亲穿过的皮鞋，背着行李，带着一只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木箱子，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新窑子。
在王学志离开北京之前，九十二中的高音喇叭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在不停地喊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让我们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等等富有激情的口号，动员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虽然当时不少同学有着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气，但那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恐怕都是朦胧和盲目的，要不然知青们怎么会喊出个“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说法。
王学志说：“我们走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在16至19岁之间，那时我们毕竟还很幼稚，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个什么东西，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大家却满腔热情地带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离开了父母。去的时候，说是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我们那代人当中的不少人却是带着一颗红心，想去陕北改天换地，去除那里的穷面貌。记得当时还有个口号是‘把贫穷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到新窑子后，我们感觉到和宣传的以及想象的完全不同，所有的同学都认为上当了，当我们把东西搬进土窑洞时，所有的女同学都趴在箱子上哭了。好几天之内，谁也不愿意解开自己箱子上的草绳和保护箱子的其他物品，每个人都想着如何返回北京。
很长一段时间，女生们在不停地哭，男生们却是骂骂咧咧，尽管如此，但谁也不可能改变现实。
“在村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大家都陆续逃跑回了北京，我也跑了。几个月后，我才被街道按黑人黑户督促回了新窑子。从此，我在那里放牛、放羊、犁地、割麦子、打连枷、背石头、打坝，干着和村里人同样的农活儿。
1970年秋，我被生产队派往延安的七里铺出民工打坝，在工地上，我认识了一起背石头的当地青年叶德武，我们性格相投，无话不说。有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通知让我赶紧回新窑子去，有要紧事。我当时也不知什么事，回去后才知道我被招工了。拿着通知去公社报到时，我见到了叶德武，我这才知道他是我们万花公社书记的儿子，是他帮了我的忙。几天后，我俩被招工的干部带到了铜川运输公司。
“到运输公司后，我被安排进了厨房工作，刚开始我的内心很激动，心想再也不用挨饿了。的确如此，别人要凭饭票吃，我们大师傅却交6块钱随便吃，包括猪肉在内也没有人给我们限量。做了三年饭之后，我要求去修理车间当了学徒，修理了整整5年汽车。
1978年秋，我也随着大返城的知青开始联系调动工作。当时我家北京没有门道，我只好投奔在《张家口日报》当总编辑的叔叔帮忙，通过他的关系，我调入了距离张家口市20公里的崇礼县农机修造厂。我们厂主要负责修理全县的铁牛55和东方红28马力大型拖拉机。第二年，我又调入了县交通检查大队。
在此，我认识了从东北转插到崇礼县宁远堡村蔬菜组的北京知青赵娟华。她是北京一二二中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她也有着8年的知青经历。于是，相似的经历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赵娟华说：“我们这一代人简直是太难了，那么小就被送到农村，大学也没有读过，几乎所有的不顺都让我们赶上了。我们结婚后，很长时间没有房子住，只好自己住自己的单身宿舍。回想起住房，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事情，我们租过农舍，住过大队部，睡过小卖店，也睡过库房，占过办公室，占过周转房。这些年总共搬过18次家，直到2000年，我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80平米福利住房。”
离开北京20年后的1988年，他们调回了北京。王学志在北京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作，赵娟华在北京塑料一厂招待所上班。1997年45岁的赵娟华退休，月收入为730元。1998年王学志的单位转产，他也被划到了内退的范畴，于是，他的收入也降为597元。
为了贴补生活，供儿子读书，赵娟华去亿窖隆当起了促销员，王学志蹬着一辆自行车在六里桥附近卖起了报纸。
几年过去了，赵娟华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位大妈，不适合做促销工作。王学志却在街头继续叫卖着每天早晨5点钟领来的几种报纸。就连最近的“非典”期间，他依然没有休息一天。
王学志说：“卖报纸实为逼上梁山，刚开始卖报纸的时候，的确磨不开脸面，一旦放开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我自从2000年6月13日开始卖报纸以来从没有一个人小看过我，而且不少人成了我的老客户，天天买我的报纸。为了自己的信誉，几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去，每天早晨5点半到9点半之间，都在六里桥一带卖报纸，可以说是风雨无阻。”
王学志卖的报纸主要有《晨报》《信报》《京华时报》和《参考消息》，如果他每天早晨卖掉200份，利润可达50元左右。现在，他卖报纸的主要目的是供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儿子王超完成学业。王超今年上大一，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最少也要8000元。其实王超非常理解父母的难处，因此，他每月的生活费从不超过300元。
那个女同学上吊自杀后
在树上吊了好几天
洪重刚
采访知青我始终都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职业。今天所要采访的洪重刚也经历过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他卖过棉花糖、卖过菜、蹬过三轮车、看过大门、在胡同里打扫过公共厕所，但他依然利用业余时间在刻苦钻研电工技术和英语知识。
洪重刚的家住在东四十条东南角地铁口后面的豆瓣胡同，他家和很多人家都挤在一个很古老的小院子里，原本一个结构有序的小四合院，让家家户户私自搭建的一间间大小不同的房子和随处悬挂的衣物、被褥、电视天线等等，把整个院子搞得乱七八糟。不过走进他家院子之后，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老北京胡同生活的典型氛围。
洪重刚性格开朗，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在我们从头到尾的对话中，他始终是笑容满面，即使谈到伤心和坎坷的时候，也是如此。
洪重刚，回族，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二十四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插队开始后说什么他也不愿去，因为他在大串联时去过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知道西北的农村不像宣传的那样。可是居委会、工宣队、军管会轮流派人前去他家宣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终他和父母实在顶不住了。母亲觉得女儿出去更遭罪，弟弟年龄又太小，所以还是建议洪重刚去插队。他的父亲当时在一家外事机构开车，如果不支持孩子响应毛主席号召的话，害怕丢了工作无法养活6个子女和两位老人，再三考虑，还是决定让洪重刚去插队。
临走时洪重刚得到的报酬是两丈布票和一张购箱证。父母带他上街买了一件大衣、一双手套、一个棉帽子，可惜没钱买箱子，购箱证只好作废，回家后妈妈给他腾出一个装面的箱子让他装东西。
1969年1月7日，他和30名同学一起来到了陕西延安县梁村公社裴庄大队插队落户。从此，他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村里苦干了整整4年。白天他和同学们跟着社员上山劳动，晚上回来还要跟着社员开会学毛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洪重刚说：“那时候我家孩子多，算上爷爷奶奶，全家有10口人。可是就我父亲一个人在工作，所以父亲生怕我不去插队，人家说他思想境界低，丢了工作，无法养活一家老小。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挺身而出。
“记得在去陕北的火车上，很多同学都很不高兴，就连工宣队的老师给发的香肠、面包和鸡蛋，也有不少同学扔出了车窗抗议他们。尤其是火车到了铜川，军车送我们去延安的时候，每辆车都有一个解放军背着半自动步枪，感觉好像是送罪犯似的，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到村里后，把我们男生安排到了一孔很多年不住人的寒窑，那孔窑下雨还漏水，很潮湿，就连用麦泥砌过的土炕都长出了麦芽，睡得好几个同学都腰疼。我们那地方算杂粮区，一年四季就是小米稀饭加窝头，所谓的蔬菜只有红薯、土豆和南瓜，其他好像什么菜都没有，常年吃不到一口肉。唯一的好处是我这个回族从来不需要考虑会不会碰到犯忌的食品。
我问他在村里没有吃过肉吗。他说：“吃过几次都是摔死的羊。那里的村民虽然一年四季吃不到肉，但他们不吃摔死的羊，说摔死的羊没放血不能吃。只有我们知青不管是不是摔死的，只要是肉就想吃。
不过他们说得很有道理，没放血的羊一点香味都没有，的确不好吃，尽管这样，到年底分红，还要把我们吃的死羊钱扣回去。
我们村很穷，每年分红能分十多块钱已经算是不错了，有时只有家里给寄个十块八块的，因为点灯、吃盐、寄信都要钱。对于男生来说，要是天天上山劳动，还不需要出粮钱。对于女生来说，她们工分低，年年都要出粮钱。只有家里给寄钱过日子，自己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很失落，觉得没有任何希望和前途。
“我们刚去的时候，连续死了3个知青，搞得每个人都很悲观。记得第一个是喝敌敌畏死的，他爸好像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按说有能力把他转回北京，但他爸属于那种特别革命的千部，不管他，所以他想不开就自杀了。
“第二个也是自杀的，只不过是上吊死的。那个女同学好像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她跟着亲戚长大，为了自谋出路选择了插队。到村里后没想到那么穷，每年还要出粮钱，别人有父母给寄钱，她没有父母自然就没人给她寄钱，加上当时她谈了一个男朋友，那男生也不要她了。估计她觉得自己命太苦，所以一生气就上吊自杀了。当时村里还报告了延安公安局，公安局说要保护现场，直到第三天公安局才来人，那个女同学上吊自杀后在树上吊了好几天，风吹得晃来晃去，很惨。
还有第三个是栽电杆压死的，头都压扁了，只给家里打了个招呼就把人埋了。估计现在还在那个山沟里埋着。
这只是我们那块儿，我想别的村，别的公社，别的县肯定也有不少死的。因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生存，稍微脆弱一点就会想不开，尤其年龄都很小，根本就没有树立起来什么人生观和价值观，说死就死。
我问他什么时候离开村里的。他说：“在村里干了3年，我又去青化砭出民工修了一年公路。1972年底我才被安排到延安县的延河饭店当了电工，等于我是最后离开村里的。
我又问他为什么最后一个离开?他说：“那时候有了招工指标都是推荐，队干部对我不好，每次都卡着我。”
我接着问为什么卡他?他说：“那时候有个女同学喜欢我，突然她家把她转到湖北去了，她走的时候让我去送她。当时我也很喜欢她，就去送她，从延安把她送到铜川上火车后，回延安的长途汽车票就买不到了，说是复员军人连续包了7天的车，所有老百姓买不到票。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给队干部写了一封信说票买不到，然后就回了北京。回到村里后，他们说我不老实，是为了回北京骗他们，从此他们就对我有了看法。
我问他和那个女同学再联系过没有。他说：“联系过。那时候她还希望我也去湖北，我当时也同意了，心想不管到哪儿，总比村里强。后来她给她家说，她家没同意。记得有一年我回北京，正好她也在北京，我们在车站见了一面，她还让我去见见她妈。见到她妈之后，她妈说你还是回去好好干吧，国家早晚会管你们的。听她妈的意思是不同意我去湖北，所以我又回了延安。从此，我们就断线了。”
我问他后来在哪儿娶的媳妇。他说：“当时很想找个延安当地的女青年，但当地的很多人看不上我们北京知青，觉得我们太穷，要什么没什么。后来在我出民工的时候，隔壁窑洞里住了一家姓吴的人家，他家有5个女儿，其中一个长得很不错，叫吴召青。吴召青的父亲是公社干部，她家虽然都是城镇户口，但为了省钱，她妈带着5个孩子都住在农村。那时候我常去她家串门，她家都对我很好。我参加工作以后，还经常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买点东西去看看她们，有时候吴召青也偷偷地跑到延安来看我，互相之间虽然没说那么清楚，但都感觉到了那个意思。有一年我去她家后，对她妈妈说我想娶吴召青，结果她妈妈没有反对，只说召青年龄小还在上学，等中学毕业再说。我一直等她中学毕业之后，她也下乡了，有一次我找她说，你已经20了，咱们结婚吧，结果她很痛快就答应了我。
1977年，我们举行了很简单的结婚仪式，她没有跟我提出任何条件。结婚后她跟我去饭店当了临时工。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很小的配电房里，配电房的墙上有很多电闸，饭店所有的电源都在我的房子里控制，住两个大人还好一些，有了小孩之后，总是让人提心吊胆。
“1985年落实知青政策，她被转成全民所有制合同工。在此期间很多知青都调回了北京，我当时特别羡慕。1989年，我女儿要上学了，我和召青请了长假，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回来后我们的工资都被停发了，为了吃饭，为了供孩子上学，我先是借了一个残疾人的营业执照去胡同里的学校门口卖棉花糖，每天能挣10块钱左右。棉花糖只有冬天才能卖，开春就开始化了，没办法卖。所以开春后只好蹬着三轮车卖菜，卖菜的营业执照也是借的，一天还要给人家交20块钱的份钱。后来我又在一家出租公司看了大门，晚上10点上班，早上6点下班没有礼拜天，每月120块钱。
“1990年6月，经过一名同学的介绍，我总算调进了北京市环卫局，被安排到了西城区五队。我们队管着西城区的一千多个公共厕所，刚去队长就把南北长街的37个公共厕所分给我9个。那时候正好赶上要开亚运会，要求我每天打扫两遍，不能有尿碱、痰迹和废弃物品，因此我骑着自行车每天忙得团团转。
“我们这个队知青很多，书记、队长、班长，很多都是老知青，大家都特别能吃苦。打扫厕所虽然累点儿苦点儿，但比插队强多了。我在五队一边打扫厕所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北京市劳动局举办的高级工人培训班，拿到高级电工资格证书之后，我终于成了一名电工。现在我和另外两个同事负责西城区九百多个公共厕所的电路维修。我每天晚上还在参加英语学习班，想参加另外一个资格证书的考试。”
我问他吴召青在做什么。他说：“吴召青1991年调到北京灯泡厂工作，上了两年班，厂子效益不好停产了，现在每月只给发200元的生活费。在家没事干，她又去港澳中心食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干一天10块钱。”
现在，洪重刚每月可以领到570元的工资奖金，昊召青要是不请假，每月可以拿到300块钱，3口人每月不到1000元的生活费对洪重刚来说已经非常满足了，因为他总觉得比插队强，比在延安的时候也强，毕竟是回到北京了。
说到困难的时候，洪重刚表示主要是住房不好解决，就连一家3口人住的8平米，还是老人给他匀出来的。
她是我3个媳妇当中
最好的一个
见到桂英杰是在天安门广场。说起桂英杰这个名字，在陕北延长油田很少有人知道，提起“桂三”，当地却无人不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桂三”这个响亮的名字，就连当地那些怀抱小孩的妇女吓唬自家的孩子，都会用一句：“别哭了，再哭桂三来啦！”吓得孩子当时就不敢哭了。
桂英杰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当年一起去插队的同学把桂三这个名字一直带到了陕北，至今当地人只知道桂三，不知道桂英杰何许人也。
说到家庭背景的时候。桂三说：“我是满族，老祖是圆明园里头的，八国联军一烧，他们都跑张家口去了，后来又回到了北京。那时候我们祖上很有钱，钱用不完就装进大缸埋在地下，很多年都不用往外起。到我父亲那一辈开始，我们桂家就开始破落了。他不务正业，抽大烟、贩大烟，好好一个家，让他搞得倾家荡产，而且1948年还被逮起来了。解放后，共产党大赦天下，他被放出来了，那时候他已经把大烟戒了，成了一名京剧演员。受父亲的影响，那时候我也爱唱戏，早年我家8个孩子，就我一个考上了戏剧学校。可惜‘文革’开始后乱了，我学了3个月戏也就拉倒了，要不然我肯定是唱胡传奎的料。”
说到插队的时候，桂三说：“那时候毛主席号召去农村插队，谁都不敢说个‘不’字。当时我看见不少同学买帽子、买手套、买饭盒、买箱子，准备去上山下乡，其实我还不懂什么是上山下乡，心想肯定挺好玩的，所以就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去派出所办了户口迁移证，准备去陕北玩些日子再回来，没想到一去几十年回不来了。”
当年桂三偷走户口本办完迁移手续之后，父母很快就知道了他的行动，尽管不想让他去，但已不可阻挡了。作为父母，只好决定让桂三的姐姐桂兰萍也办了户口迁移手续，陪桂三一起去农村插队，意在让她照顾弟弟的生活。他们临走时，16岁的桂三在三间口胡同对父母说：“家里实在没意思，我也不愿做暖房里的花朵，一定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去广阔天地锻炼自己。
“离开家到了北京站之后，北京站的墙上贴了很多标语，包括火车上也贴着标语，还给我们每个人的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我当时一点都不难受，反而觉得很光荣。”
1969年1月5日，姐姐哭，弟弟笑，同时来到了陕西延安县川口公社南潘龙大队。来的当天，桂三就把带来的两包饼干和几个面包喂驴喂狗了，觉得挺好玩，连续几天的高粱饭才使他感到饼干不会再来了，面包也不会再来。
桂三说：“刚去的时候，我们还有细粮吃，细粮吃完了，就用小米和老乡换细粮，二斤换一斤。最后粗粮也没有了，就开始偷，偷不到就开始抢，饿急眼了什么事都敢做，偷鸡摸狗的事真没少干。”
艰苦的生活环境不久便激发同学们创作出了几首想家的悲歌，桂三也和姐姐一样进入了边哭边唱的阶段。到了后半年粮食不够吃，爱吃肉的桂三数月一口荤腥也没进。有天晚上，他伙同两名知青去村民家的院子里偷鸡，天亮之前他们把偷来的3只鸡吃得骨头也没剩几根。第二天，老乡还以为是黄鼠狼干的，从此桂三越吃越想吃，胆子也越来越大，往后村里的羊也少了，狗也找不到了，把村民们搞得人心惶惶。
第二年夏天，知青组几乎算是断了口粮，桂三开始酝酿逃回北京。当时延安已经下令，不许知青私自返城，全国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一律不给知青卖票，桂三只好把自己化妆成农民蒙混过关，逃回了北京。不久，街道办事处发现了桂三，并给桂三送来了火车票，催他返回延安。回到延安后，为了吃饱肚子，桂三依然连偷带抢。他说：“不偷不摸，饿死一窝，毕竟我们不能死在陕北的窑洞里。
1970年底，桂三的姐姐招工去了汉中，桂三继续在村里偷鸡摸狗，村民们发现后都是敢怒不敢言，只好趁一次招工的机会，把他“推荐”到了延长油矿当了工人。在全村14名知青中，桂三成了最早一批参加工作的“幸运儿”。
10年的钻井生涯，使他和石油女工刘安莉产生了感情，1980年底，他们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婚后，桂三为了看书方便，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台灯。半年后的一个夜晚，妻子刘安莉下床方便的时候，由于台灯漏电，当场触电身亡。桂三坐在老窑洞的地下抱着爱妻放声痛哭了整整一夜，埋怨自己的台灯电死了自己的老婆，从此桂三成了一名年轻的小鳏夫。
第二年开春的一天，好心人又给他那孔孤独的老窑洞带来一位姑娘，当晚介绍人就把她留在了桂三的窑洞里。死了老婆的桂三整夜没睡，直到第二天起床才知道姑娘名叫王芳，来自榆林农村。半个月后，因为一件小事，桂三把她狠狠地打了一顿。王芳怕桂三甩掉自己，便提岀结婚，没想到桂三拒绝了她的要求。第二天，王芳便偷偷跑到延长县公安局告发桂三强迫了她，当晚桂三便被两名公安人员一绳勒进了监狱。在审问的过程中，桂三意识到公安的意思，如果结婚，拘留15天走人，如果不结婚，就按强奸罪判刑。得到这一暗示之后，聪明的桂三选择了前者，15天后他便回到自己那孔老窑洞和王芳结为夫妻。婚后，他怎么也忘不了15天的铁窗生涯，相互间不但撞不出爱的火花，桂三反而想尽办法整治王芳，以解怨恨。
3年后，王芳实在不愿继续忍受那种乏味的生活状态，在一次交战之后，王芳带着两岁的儿子和桂三分道扬镳，从此桂三再次进入了光棍汉的行列。
离婚不到一个月的桂三，经人介绍很快又认识了延长县剧团的青年演员李玉兰，没过几天，桂三再次结婚。漂亮的李玉兰给桂三带来前夫的两个女儿，婚后又给桂三生了一儿一女，两口子死心塌地过着光景，10年间他们还在银行存下了3万多元，一家6口人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
桂三说：“我和李玉兰结婚的时候，我真是一穷二白，几次结婚都把我给结晕了，幸亏她给我带了七八千元。凭良心说，李玉兰这人还是不错，她父亲是老干部，原来还给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当过秘书，毛主席和徐特立的文件，都是由他转送。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农村，受了不少苦。”
1995年底，桂三为了几个孩子回北京念书，他毅然提出回北京闯天下，没几天他带着3万元现金独身回到离别25年的北京。日后，他一边卖风筝，一边跑调动，不到两个月时间，请客吃饭和送礼便花去了两万多元，终于在密云找了个假接收的单位。不久，一家6口人的户口全部迁回了北京，但是假接收却使他俩失去了真工作，两口子只好呆在家里吃老本。剩的1万元供4个小孩上学和6张嘴吃饭，眼看着就要花光了。今年初，桂三只好买了一辆板车贩起了蔬菜。早晨卖菜，下午卖风箏，桂三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我问桂三的收入。他说：“卖菜和卖风筝，一天能挣30元左右，基本够我们吃饭、穿衣和孩子念书，也能凑合活着。不过卖菜很辛苦，每天早上5点我就要去批发市场买菜，然后拉到天坛东门的早市去卖。
卖风筝的活儿也不好干，在天安门广场卖东西，过去没人管，最近工商和警察都开始管了，经常让他们追得到处跑，有时候抓住不是没收就是罚款，幸亏我跑得快。
我问桂三的住房问题。他说：“多亏老人给我留下了一间12平米的小平房，要不然我们一家回来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最起码不用租房子，一家6口人睡觉不用花钱。”
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今后怎么办，我现在还顾不了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人活着总会有办法的，也肯定饿不死。”
我最后问他的愿望。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留给二老婆手里的那个儿子办回北京，让他也来北京念书，毕竟他是我的亲儿子，我还得想办法管管他。要不然留在农村，孩子就毁了。还有一点就是我死后，要是儿子同意的话，我想让儿子把我的骨灰送回延安，和我的第一个媳妇合葬在一起。因为我的第一个媳妇人很好，我们毕竟是原配夫妻，感情最深，她是我3个媳妇当中最好的一个。直到今天，我还是最喜欢她，也最怀念她。”
注：
几年后，一位认识桂三的老知青告诉我，桂三又离婚了。我问他桂三为什么离婚，他说：“好像是桂三为了让二老婆生的那个孩子回北京念书，把她们母子俩都接到北京了。后来三老婆知道后不干了，所以又离婚了。”
很多年再没有见到过桂三，也不知道桂三是不是真的离婚了，如果真的是为二老婆手里的儿子回北京念书而离婚，那么桂三的决定让我更加敬佩。
文/图来源：黑明《记忆青春》
黑明，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出版有20余部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图文专著。举办过多次摄影作品展览。曾获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中国十佳摄影师、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文明中国杰出摄影家、中国摄影五十年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等奖项和荣誉称号。2009年日本照相机株式会社等机构在“日本肯高国际双年度摄影大赛”中设立——“黑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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